從保皇到共和:梁啟超政治「善變」的背後

從保皇到共和:梁啟超政治「善變」的背後

編者按:本文是著名學者、北京大學中文系夏曉虹2014年回答《東方早報》的記者訪談文章。文章中,夏老師對中國近代史著名政治家和學者梁啟超「善變」的政治性格進行了深入分析。今天讀來,仍然發人深省,令人思考。

記者:梁啟超一生的政治立場似乎一直在改變,這一點甚至連他自己都不諱言,戊戌變法時,他自然是改良派,變法失敗之後,他一度似乎是支持革命,但1903年《蘇報》案後,又轉而保皇。凡此種種,您怎麼看待梁啟超的這種「善變」?

夏曉虹:就外在的政治表現而言,梁啟超確實一直在變化。並且,和一般人貶斥「多變」是首鼠兩端的惡德不同,梁啟超一直肯定甚至讚賞「善變」。其實早在1899年流亡日本之初,梁啟超就寫過《善變之豪傑》一則短文,強調變的只是「方法」,「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」。而方法的改變有其必要性,或「隨時與境而變,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」。總之,「善變」是因應時勢的需要以及個人思想的進步而發生。這也預言了梁啟超此後的政治選擇。

就你提到的戊戌變法以後的表現看,梁啟超本來對維新運動抱有極高的期待,一旦落空,而且六君子、包括摯友譚嗣同人頭落地,自己被迫流亡海外,不知歸期,這些自然會讓他情緒激憤,容易和革命派靠攏。也就是說,在慈禧等頑固派已經控制局面的情況下,梁啟超認為改良的道路已走不通,因此必須採取激進的革命手段,這才有了他和孫中山談合作之事。但1903年梁啟超遊歷美國的觀感,使他的思想又發生了轉變。所謂「吾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」(《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》),似乎一下子又從他所嚮往的民主共和退回到專制獨裁的體制。其實,除了身臨其境,對美國的認識更深入之外,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梁啟超發現,儘管華人到了最先進的共和國家,各種不文明的積習依然存在。所以,問題仍然回到「新民」,即需要開通民智以改造國民性,使中國民眾具備現代國民的資格,而單憑革命並不能達成這個目標。

以此為例,梁啟超每次的轉向或改變,都有其內在理路,需要具體的分析。不過,從大致的軌跡看,梁啟超的「善變」還是顯示出他能夠並且願意與時俱進。我覺得鄭振鐸的說法最精彩:「他如頑執不變,便早已落伍了,退化了,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;他如不變,則他對於中國的供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。他的最偉大處,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『善變』,他的『屢變』。」(《梁任公先生》)

記者: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在政治上似乎也是衝突不斷,您怎麼看待兩人的分歧與衝突?

夏曉虹: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,同上述梁啟超的性格也有關係。在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中,梁啟超曾總結二人的區別為,「有為太有成見,啟超太無成見」。因此,康有為的君主立憲保皇立場一以貫之,而梁啟超則有動搖,直至放棄。就政治分歧看,最早的衝突正是梁啟超赴日後的傾向革命。儘管這次的回頭根本上還是內力的作用,即梁啟超游美後的自我反省,但康有為此前的一再責難與警告,特別是發表在《新民叢報》上的《南海先生辨革命書》,對梁啟超諸人的革命言論大加批駁,並以「大病危在旦夕」(梁啟超1903年4月15日《與勉兄書》)相要挾,也給梁啟超造成了很大壓力,不得不表示悔改。

當然,康、梁最嚴重的一次分裂是1917年張勳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,兩人徹底站在了敵對陣營。而且,在梁啟超反對復辟的通電中,斥責「此次首造逆謀之人,非貪黷無厭之武夫,即大言不慚之書生」(《反對復辟電》),把老師康有為一併罵到。從個人道德說,康有為的執守不變有值得尊敬之處;不過,如果上升到國家前途的層面考量,梁啟超的抉擇無疑更應該肯定。

而我還想說的是,雖然有這麼多衝突,但像章太炎那樣的《謝本師》式決裂書還是不會在梁啟超筆下出現。梁啟超到底還有尊師的一面,在康有為七十歲生日時,師生已經和解,梁啟超送上了親筆書寫的巨幅祝壽文《南海先生七十壽言》。並且,此後不到一月,康有為即遽爾去世,這對師生關係的結局總算圓滿。

記者:1904年之後,梁啟超在《新民叢報》上和革命黨在《民報》上大打筆仗,一時間儼然是保皇黨的言論領袖,您怎麼看待梁啟超和革命黨之間的這種意識形態衝突?

夏曉虹:梁啟超1906到1907年與《民報》的論戰,很長時間一直被看作是他的政治污點。1936年《飲冰室合集》出版時,還特意刪除了論爭中的兩篇重要文章《雜答某報》和《中國不亡論》,應該有「為逝者諱」的意思。這個論戰後來被簡化為「保皇」與「革命」之爭,其實並沒有這麼簡單。而且,即使要概括,講「立憲」與「革命」之爭還更準確些。

從梁啟超的思想脈絡考慮,他在論爭開始時提出的「開明專制論」,本是繼續了游美歸來的思考。既然國民程度不夠,不能實行立憲,於是需要「開明專制」來開啟民智,提升國民政治能力。可以明確的一點是,在梁啟超這裡,「開明專制」只是「立憲制」的預備階段,並非終點。當然,論戰一旦開始,涉及的問題越來越廣泛,雙方在辯論中都會有卓見與偏失。這些還需要學界仔細清理。不過,以前那種一面倒的對革命派論說的肯定已不復存在。起碼,革命派主張的排滿只是一時的策略,不足以成為長遠的政治目標,已為事實所證明。而梁啟超對於變專製為君主立憲的「政治革命」的堅持,則使他隨後將討論付諸行動,立憲運動也實實在在地由日本到國內鋪展開來,並最終左右了時局的發展。

記者:慈禧死後,梁啟超在政治上相對活躍起來。在辛亥革命爆發後,梁啟超作為保皇黨人的態度和應對是怎樣的?

夏曉虹:辛亥革命是由武昌起義引發,過去只看到它和革命派的關聯,現在的研究已越來越明確了立憲派在後續階段的作用。各省的紛起響應,大多是由於立憲黨人對清廷的失望而轉向革命,滿清王朝才因此失去了天下。而從1906年6、7月間,梁啟超為清政府派遣的出洋考察憲政大臣代擬奏摺(事件的相關考證與代擬奏摺見本人新著《梁啟超:在政治與學術之間》)起,即深度介入朝野的立憲活動,和各省的不少立憲派領袖也結下很深交誼。辛亥革命後,他的立場和選擇與國內的立憲人物一致,正不足為奇。而1912年10月梁啟超的最終回國,也和這些人的招邀大有關係。

另外,從主張君主立憲到贊成共和,貌似巨大轉變,在梁啟超那裡仍有一以貫之的理念,這就是他歸國後一再說明的立憲黨始終以承認現存國體、謀求改良政體為目標:「故在今日,擁護共和國體、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,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?」(《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》)歸根結底,對梁啟超來說,他始終關注的只是立憲政體的建立與實行。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。

記者:辛亥革命後,梁啟超高調介入了政黨政治,還作為進步黨的領袖成了國民黨的對手,您怎麼看待梁啟超這一段在國會政治中的表現。那一段國會政治的混亂狀況對他的思想造成了什麼衝擊?

夏曉虹:梁啟超回國,自然希望對中國的政局發生影響,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推進新國家的體制建設。因此,他很快參加進步黨,並進入政權內部,兩度與當權者合作,先後擔任了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與幣制局總裁,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。不過,大體說來,梁啟超這一階段的政黨政治活動並不成功。首先是進入權力中心,也就喪失了批評的自由。而且,進步黨沒有兵權,在軍閥當政的時代很難有作為。何況,維持現有國體也是梁啟超一貫的立場,只是,一再的妥協並未能換來政體改革的尺寸之進。梁啟超兩次的短暫出任和迅速辭職,都表明了他的失望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梁啟超在1917年段祺瑞執政期間,主導發布了對德奧宣戰書。此舉當時遭到了國會的抵制,也受到了國民黨及其他政界名流的一致痛責,後來卻證明了梁啟超的正確與遠見,否則中國也不能成為戰勝國,獲得參加巴黎和會的資格。當然,這個會議對中國利益的損害是另一回事。

記者:對大多數人來說,梁啟超最出彩的政治表現應當是在袁世凱稱帝後,先是梁啟超那篇著名的《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》,而後又是他的弟子蔡鍔在雲南的起兵。梁啟超和袁世凱的關係如何?有一種疑問是,梁啟超長期是立憲派,為何不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呢?

夏曉虹:袁世凱一向被認作是出賣康、梁等人,使得戊戌變法失敗、六君子被殺的罪魁,改良派對他的不信任由來已久。但民初的政局亂象,梁啟超又認為只有袁世凱才能收拾。因此,歸國後,一度與袁氏合作,才有了上述並不成功的從政經歷。而一旦袁世凱想要復辟帝制,龍袍加身,從梁啟超「只問政體,不問國體」(《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》)的立場看,既然破壞現有國體必定造成社會動蕩,那麼,如同在晚清君主制下反對共和一樣,他對這一次的國體變更自然也持反對態度。特別是,由君主立憲到共和雖然躐等,畢竟還是順應世界潮流;而由共和制退回到君主制,則是歷史的倒退,在所有方面都突破了梁啟超關於國體問題的底線。更何況,袁世凱的稱帝也預示著專制時代的到來,嚴重危及梁啟超最關心的立憲政體,因此,他必然起而反對。

記者:1917年年底,梁啟超退出政壇,並且將其政治生涯反思為「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」,是什麼導致了梁啟超在政治上的心灰意冷從而徹底告別政壇?

夏曉虹:梁啟超1917年的辭去財政總長,其實是和內閣總理段祺瑞共進退,類似內閣總辭,本來也很正常。只是,梁啟超已是兩度出入官場。在內閣如走馬燈一樣變換的北洋時代,他希望推進的政體改革自然無從著手。原本就在「學問」與「政治」兩種興趣間掙扎的梁啟超,又由他的從政實踐中發現,他更適合做「理論的政譚家」,而不適應「實行的政務家」(《吾今後所以報國者》)角色。這一次的辭職,於是正好可以作為梁啟超退出政壇的契機。當然,這不意味著他此後不再就政治問題發言。

記者:1920年,梁啟超出版了《歐遊心影錄》,政治觀點似乎又發生一次大的轉變。怎麼看待此次轉變?

夏曉虹:梁啟超1918年底的歐遊,正好趕上巴黎和會召開。他以私人身份,進行民間外交,及時向國內通報和會的進展及中國利益被犧牲的細節,引發了「五四運動」,梁啟超也由此開始轉向對國民運動的重視。不過,這還不是《歐遊心影錄》所要記述的內容。

歐遊對於梁啟超最大的啟示與影響是在文化觀的轉變。簡而言之可以概括為,梁啟超從前期的儘力輸入西方文化,轉向後期以發揮中國固有文化為重心。故1920年3月歸來,梁啟超最初發表的歐遊感言即強調:「考歐洲所以致此者,乃因其社會上、政治上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。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,故中國不能效法。」(《在中國公學演說詞》)何況歐洲已出現病態,中國更應該獨立探求,進而以中國文化救世界。不過,梁啟超的歸去來並非簡單的復舊,他在《歐遊心影錄》中已指出,中國傳統文化必須與其他文化包括西學化合,生成一個新文化系統。

記者:就像您的新書標題說的,梁啟超一直「在政治與學術之間」徘徊。有一種說法是,梁啟超是在政治上失意,才轉而投身學術的。但還有一種說法是,正是因為梁啟超告別了政治,才成為了我們現在更為熟悉的梁啟超,也就是那個清華四大導師的梁啟超,寫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的梁啟超。

夏曉虹:前面已經說明,梁啟超內心一直存在治學與從政的矛盾衝突。儘管對兩者都有興趣,但如果細加區分,梁啟超的介入政治,可以說是「不忍」之心的表現,救國始終是他自覺的責任;而他的研究學術,則純粹出於不可遏制的衝動,是他的「趣味主義」人生觀的集中體現。因此,不能說梁啟超是因為政途失敗才轉向學問,也不能說由於放棄了政治活動,才成就了他的學者形象。就最終的結果看,政治與學術,對於梁啟超來說,其作用恰好是相反相成。沒有政治關懷,梁啟超無法寫出《新史學》、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》這批貫穿「新民」思想的史學名著;而沒有學術視野,梁啟超只能成為眾多政客中的一個,其百年前的政治言論也不會至今仍被人追懷,並越來越顯示出持久的價值。

還有一種說法也值得一提,即作為啟蒙思想家的梁啟超。1929年梁啟超病逝後,常燕生曾經從此發論:「在整理國學方面,梁先生的功力、成績未必勝於王國維、陳垣諸人,然而在社會所得的效益和影響方面講,梁先生的成績卻遠非諸學者所可及。在一切未上軌道的國家裡,社會需要思想家更甚於學者。一千個王國維的出現,抵不住一個梁啟超的死亡的損失。」(《悼梁任公先生》)這裡的「思想家」可以視為政治家與學者的合體。

記者:從您個人的感情來看,您是否認為梁啟超在本質上更是一位書生,其實不適合參與政治?

夏曉虹:我新出版的書里,有一篇論文題目就叫《書生從政:梁啟超與伍庄》,伍庄是梁啟超在萬木草堂的同學,也是康有為的弟子。這個標題代表了我對梁啟超從政的看法。書生並非不適合參與政治,只是其身份應該定位在政論家與政治活動家,以批評監督政府、提出理想的治國方略為職責。而如果變身為政務家,參與實際的政權運作,不但其政治理想必然打折扣,而且也根本失去了批評的立場。

2014年4月3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

文章節選自東方出版社《閱讀梁啟超:政治與學術》(夏曉虹 著)一書。

(原刊《東方早報·上海書評》第280期,2014年5月11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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